良渚古城遗址为何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这是一个铭刻历史的日子——2019年7月6日，在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浙江的“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正式成为中国第55处世界遗产。

记者发现，本届在评估要点中增加了对各申报项目Attributes（即价值特征要素）的认定和评估。那么，良渚古城遗址为何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记者现场采访了部分国内外专家学者，为广大读者答疑解惑。

专家学者们认为：良渚古城遗址符合真实性、完整性要求，具有全球突出普遍价值，现有保护管理状况完善可靠，有资格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提至全世界予以保护。

见证价值

首先，来自现场具有投票权的21个委员国的专家学者们表示，良渚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价值，提名地作为良渚文化的权力与信仰中心，可为长江流域出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提供特殊的见证。

理由可以从社会分化、劳动分工、城乡分野、大型工程管理组织能力，以及神王合一的社会结构和区域性的统一信仰5个方面展开。

我们可以发现：迄今为止所有已发现的遗存，可依据使用功能大致归纳为4种主要类型：一是分等级墓葬，包括5片墓地、4个等级：瑶山、反山为高等、姜家山为较高等、文家山为中等、卞家山为低等。二是水利系统，包括防洪的高坝、蓄水的低坝和挡水的山前长堤，大小共11处人工坝体遗址。三是古城遗址，包括宫殿区、内城、外城3大块。四是以玉器为代表出土器物，这些器物全部是遗产区范围内出土的——所有这些价值要素分布在两山之间的河网平原地带1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形成4处相对独立的地块。

比如，等级墓地，可以从每片墓地的人均出土玉器数看出级差明显。从用玉制度看，不同等级墓地的器物级差也明显，分为高等级、较高等级、中级、低级墓地。

而社会分工的复杂化，可从内城台地上的作坊区、池中寺出土的大量稻谷遗存来见证，有治玉的、制陶的、做漆器的工匠，当然还有农民。而内城出土的稻谷数量将近10万公斤，说明这个社会已经有相当数量的非农业人口了。

在土地利用上，表现出城乡分野的格局，城内没有发现水稻种植遗迹，城外众多中小型遗址。在整个良渚文化核心区600多处同期遗址中，存在4种聚落级差，揭示出一个区域性早期国家的管理层级与控制秩序。

从土石工程看，古城加水利系统的总土石方量是1005万立方。从玉器制作看，良渚玉器数量种类都反映了要有一定规模的制造业，在管理和分配方面的能力要求会比较复杂。从土石工程和治玉情况看，古城与水利系统两大建造工程以及颇具规模的治玉手工业明显促成了良渚社会的复杂程度，使之成为长江流域在3300-2300年期间中国早期国家的杰出代表。

尤其是，中国古代视作正统的“君权神授”理念，可在公元前3000年前的良渚反山墓地12号墓葬坑中获得直接物证。

神王合一——反山12号墓出土的象征神权与王权的2件最高等级玉器出于同一个墓穴，说明是一个人同时掌握这两大权利。

统一信仰——遍布整个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器物上全都有这个神人兽面纹，说明大家信奉的是同一个神，意味着当时的社会有着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良渚时期的社会复杂程度在信仰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信息准确

综上所述，提名遗产的物质遗存及其它们之间的关联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包括提名遗产的城市形态、社会分化、组织管理能力与国家形态，揭示出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的早期国家提供独特见证。

同时，也是一种建筑、建筑或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提名地作为区域性的早期国家，在城市规划方面表现出一系列特征，是长江流域早期城市文明的规划典范。

另外，提名地在古城空间和形制上展现出的向心式三重结构——宫殿区、内城与外城，成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进行社会等级的“秩序”建设、凸显权力中心象征意义的典型手法，揭示出长江流域早期国家的城市文明所创造的规划特征，在中国古代礼制社会的都城规划中多次出现。

同时，提名地所展现的“水城”规划格局与营造技术，反映了人们在湿地环境中创造的城市和建筑特色景观，特别是作为城市的水资源管理工程，外围水利系统在工程的规模、设计与建造技术方面也展现出世界同期罕见的科学水平，展现了5000年前中华文明、乃至东亚地区史前稻作文明发展的极高成就，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堪称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

比如，由良渚古城的宫殿区、内城、外城组成，揭示了早期国家意欲借助空间秩序的规划，建立和强调权力的中心场所、明确社会的阶层差异，这一维护和强化社会分级的空间规划手法，与“藏礼于器”具有异曲同工之意，在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渐成范式，并在东亚地区文明发展史上获得传播。

此外，位于城市中心的莫角山大台地，也是早期国家最尊严的宫殿区，有39公顷大，是神王之国的最高级活动场所；另有池中寺遗址，是一个大型的粮仓。

在对待“城”与“水”的关系上，特别是以完整留存至今、功能复杂、世界同期罕见的大型水利系统，充分展现出良渚先民在人地关系方面的创造性和科学性，是东亚地区人类早期开发湿地利用的杰出范例。而坐落于两山之间湿地上的古城，再一次见证了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水资源管理与城市文明和早期国家的形成存在着不可分割的重大关联。

综上所述，提名地揭示出长江流域早期国家的城市文明所创造的规划特征，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堪称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

真实完整

简要的说，在目前已发现的国保一级的12处良渚文化遗址中，良渚古城是其中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内涵最丰富的，作为整个良渚文化的权利与信仰中心，最具代表性。

良渚古城遗址总面积达1433.66公顷的申报区，囊括了所有的遗产价值要素，范围达9980.29公顷缓冲区拥有了足够的范围，包含了潜在的价值要素和相关的环境要素，遗产的价值整体具有良好的完整性。

良渚古城遗址的4个提名片区，是以考古遗址的方式存留的，所包含的遗产价值要素在外形与设计、材料与实体、用途与功能、传统技术等各个方面，均可对良渚古城遗址的价值特征传达真实可信的信息。

良渚古城遗址作为良渚文化的权力与信仰中心，揭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
同时，良渚古城遗址揭示了这个早期国家在城市文明方面所创造的“藏礼于城”和“湿地营城”的规划特征，展现了5000年前中华文明、乃至东亚地区史前稻作文明发展的极高成就，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