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超生被征32万社会抚养费 法院已启动强制执行

近日在广州市番禺区，一对夫妻因此前已生育两个孩子，在生下第三个孩子后，番禺区卫健局决定对夫妻二人征收社会抚养费合计近32万元。目前，夫妻二人银行账户被冻结，法院已启动强制执行。

当事人王芳(化名)称，现在一家七口人的生活都依靠丈夫刘平(化名)一个人工资维持，家中老人罹患癌症，第二个孩子因无钱缴纳学费仍无法去上幼儿园，32万元的社会抚养费已将他们家的生活逼上绝境。

银行账户被冻结2017年4月，王芳发现自己意外怀孕，因已经生育了一儿一女，她和丈夫原计划将胎儿流产，但最后二人还是决定将孩子生下来。

“我们知道(超生)会被罚款，但没想到会罚这么多。”王芳称，怀孕期间和生完孩子后，计生部门一直都没找过她或丈夫，有一次，她听说居委会门口张贴了对其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决定书，但她并未放在心上。

直到一个月前，她用微信给朋友转账时，才发现微信被冻结。提示信息显示，“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司法机关的文书要求，我司已经协助司法机关冻结了你零钱账户中的相应资金。”冻结时间为2020年5月7日。

随后，她查询自己和丈夫的银行卡，发现全部被冻结，一家人的生活突然陷入困顿。王芳起初不解，随后想到此前居委会张贴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才想到账户是因为没有缴纳社会抚养费而“被强制执行了”。

2019年1月10日，广州市番禺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现番禺区卫生健康局)作出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显示，王芳夫妻于2018年1月23日违反计划生育，属城镇居民超生第一孩，根据《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有关规定，每人应缴纳社会抚养费158799元，夫妻二人合计近32万元。广州铁路运输法院作出的行政裁定书载明，该院于2019年9月9日裁定，准予对该征收决定强制执行。

王芳一家遂感到焦虑不安。她算了一笔账：去年公公婆婆过来帮她照顾孩子，公公身体有残疾，婆婆去年又被查出肺癌，做手术花了近20万元，当时还借了一部分钱。现在第一个孩子读小学，每月各种开支2000多元，第二个孩子读幼儿园，一学期也要一万多元学费，第三个孩子又正在吃奶粉。不仅如此，每月还要偿还6000多元的房贷。

刘平在一家通信公司工作，每月工资一万多元，一家七口的生活全靠他一个人的工资维持。刘平说，由于自己的工资“月月光”，夫妻二人账户实际被冻结的钱款总共只有1万多元，目前尚未被划走。但账户被冻结给他们带来了很多麻烦，刘平担心下月工资也会被冻结，且房贷如果无法偿还将影响自己的征信。

现在，一家七只能到处借现金维持生活。不仅如此，由于没有钱交幼儿园学费，现在第二个孩子仍未入学，幼儿园老师已经催促了多次，孩子问妈妈为什么自己不去上幼儿园，夫妻二人无法作答。

卫健局：可以申请分期缴纳6月9日，番禺区石楼镇计生办一位人士告诉界面新闻，生育政策没有全面放开前，依然会对“超生”对象征收社会抚养费，“有文件在，我们必须要执行”。他说，根据修改后的《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如果夫妻“超生一孩”，双方需要分别按照当地上年度可支配收入3倍缴纳社会抚养费。

界面新闻注意到，《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城镇居民超生一个子女的，对夫妻双方分别按当地县(市、区)或不设区的地级市上年城镇居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额为基数，一次性征收3倍的社会抚养费。

这位人士说，当地上年度可支配收入已有统计数据，2018年修改后的《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删除了原来按“3-6倍”征收的弹性规定，统一规定按照3倍计算，因此这一征收数额无法更改。

番禺区卫健局妇幼科负责人也对界面新闻表示，计生部门在该案中的征收程序“没有问题”，当事人收到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后，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或者到法院起诉，但是该征收决定书送达后，过60天的复议期和6个月的起诉期，当事人仍未缴纳，计生部门才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上述石楼镇计生办人士表示，如果被征收对象确实存在困难，可以按照《广东省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申请分期缴纳，分期缴纳“首付”不低于征收总额的30%，分期缴纳期限不超过3年。他表示，强制执行也会考虑被征收对象的实际困难，“不会让你生活不下去的。”

人口学专家何亚福对界面新闻介绍，近两年媒体已报道过多起计生部门对“超生”对象征收社会抚养费引发舆论关注的案例，最后都低调处理，现实中也有不少生育三孩的家庭，“没有举报就没有处理”。“这说明计生部门在执法的同时，也需要兼顾人口形势和家庭发展”，何亚福说。

何亚福认为，现阶段多地依然征收社会抚养费，此举虽然符合计生政策，但“不合情，不合理”。全面两孩政策从2016年实施至今已经超过四年，全国出生人口连续三年下降，进一步调整人口政策，取消社会抚养费已是大势所趋。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465万，比2018年减少58万。此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2018年全年出生人口为1523万人。

界面新闻注意到，不久前结束的2020年全国两会上，有多位代表委员提出进一步放开人口政策的建议。其中，来自广东的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就建议取消生育三孩以上的处罚政策。

延伸阅读：出生人口数量“跌跌不休” 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建议取消生育限制连续多年，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细花的两会建议中，总是少不了放开生育的影子，今年依然如此。

2019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再度“创纪录”。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比2018年减少58万人，这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出生人口连续三年下降。

“由于育龄妇女人数持续减少以及人们的生育意愿普遍低迷等原因，未来几年我国出生人口还将会持续减少。为维持我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防止出生人口‘跌跌不休’,我提出了关于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议，其中的首条就是建议取消生育限制，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让更多育龄夫妇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5月24日，黄细花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相较于往年，今年的建议没有提及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不过，取消生育限制这个提法视同于建议全面放开。

同时，人口学者何亚福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19年的出生率是我国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点，同时，出生人口数量也是1961年以来最少的一年。

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再创新低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比2018年减少58万人，这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我国出生人口连续三年下降。黄细花预计，未来几年我国出生人口将会持续减少，原因包括二孩生育堆积效应越来越弱、未来几年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生育意愿走低等。

首先，我国二孩生育堆积效应越来越弱。2016-2019年的出生人口，二孩比例较高，这是由于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效应。所谓二孩生育堆积，是指许多非独夫妇过去虽然想生二孩，但政策不允许，因此这些夫妇以前被压抑的二孩生育意愿都集中在政策放开的头几年释放出来。但未来几年，二孩生育堆积效应越来越弱，二孩出生人数也随之下降。

其次，未来几年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在生育意愿不变的情况下，育龄妇女数量越多，出生人口越多;育龄妇女数量越少，出生人口越少。育龄妇女数量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90年以后全国出生人口不断减少。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80后、90后、00后的数量分别是2.19亿、1.88亿、1.47亿。可见，90后比80后少了3100万人，00后又比90后少了4100万人。

最后，生育意愿走低。由于住房、教育、医疗价格上涨等原因，抚养孩子的成本大大提高，严重压抑了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的生育率过高时，政府要采取措施降低生育率，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例如，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韩国和新加坡的生育率很高，生四、五个孩子的夫妇很普遍，这些国家和地区通过鼓励自愿节育，迅速降低了生育率，到了八十年代，韩国和新加坡的生育率都低于更替水平。然而，当一个国家的生育率过低时，政府要采取措施鼓励生育，却收效甚微。例如，韩国和新加坡近年来都大力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却没有明显提高。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2017年三孩及以上占比为6.7%，2018年三孩及以上占比为8.7%，但2019年的三孩占比一下子降至2.5%。”何亚福称。

建议取消生育限制世界各国为了提升生育率所做的努力，既有成功的范例，也有更多失败的例子。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鼓励生育的效果收效甚微，而法国、俄罗斯和北欧国家鼓励生育则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这些国家的公民在生育和抚养孩子、妇女参加就业、平衡工作和生活等各方面都享受福利补贴。

黄细花认为，要提升我国的生育率，需要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为此，她提出5条建议，其中包括取消生育限制、转变生育观念、减轻育儿成本、补助托幼服务和加强对妊娠期女职工的劳动保护。

黄细花说，建议国家取消生育三孩以上的处罚政策。现行的全面二孩政策仍然处罚三孩以上(含三孩)，这样就给社会发出一个错误信号，认为现在的生育率还不够低，仍然要限制生育，这不符合现在的人口形势。

而对于减轻育儿成本，黄细花认为，最直接的办法，可考虑由财政部统筹发放生育补贴。每个孩子从出生一直到满6周岁时为止，国家财政每月发给一定金额的育儿补贴，具体金额可参考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同时，进行补助托幼服务。“许多双职工家庭不敢生育小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无人看护小孩。为此，建议各级政府根据当地实际，统筹各类资源，兴建能满足当地需求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入园费用由家长和政府财政各承担一半。”黄细花称。

此外，她还建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牵头制定对妊娠期女职工的劳动保护政策，确保女职工享受全额带薪产假，且重返工作岗位时累计工龄。为了缓解女职工生育给企业所带来的压力，建议国家税务局实施对雇用女职工的企业给予相应的减免企业所得税措施。

针对这样建议，何亚福表示，“‘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与‘鼓励生育’这两种提法，从有利于提高生育率的角度来看，没有本质区别。但‘鼓励生育’这种提法，有时会让人联想到‘强制生育’;而‘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这种提法，在尊重生育自主的前提下，更明确了可以努力的方向。”